又有两位日本人今年获奖
10月是诺奖季节。
在2025年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中，继大阪大学特任教授坂口志文因在抑制过度免疫反应的“调节性T细胞”（外周免疫耐受机制）方面的突破性发现而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共获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京都大学特别教授北川进也因在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开发方面的贡献，与美、澳科学家分享了化学奖。
于是，“量产”话题又起。早在2001年，日本政府就提出要在未来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当时给人的印象是“狂妄”和“不自量”。但从现状看，自新世纪算起的25年来，已有22位日本人或日裔科学家获奖（自1949年诞生第一位诺奖者算起，共有30人）。照这样的节奏，50年30个目标的“5030”计划，应该没有太大悬念，因为该计划已经完成了70%多，而时间还有25年。
如何解读这个“量产”真相？说法颇多。不过，获诺奖并不存在一个一解即明的所谓真相问题。相反，它倒是一个与民族天性相连的有温度的文化问题。
1931年出生的宗教哲学学者山折哲雄，在《悲情精神史》一书中写有这样的话：
“流淌在我们最深层面的乃是三千米高空中俯瞰到的日本风土，还有那种风土所孕育出的感性和文化”。
这一方面是频繁的天灾（如3.11大地震的复合灾难），一方面是岛国环境造成的资源短缺（如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因此忧患与再生成了日本人天性的一部分。看来日本文化的另面——悲感，比起乐感，更应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悲感与忧患相连。这种忧患，在日本学者内田树的笔下，日本人成了只知道探测与“中心”距离的“边境人”（参阅《日本边境论》）。因为是“边境人”，所以总是在先机上表有受害者的忧患意识。这种无法挥去的“受害者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喜欢妄想——日本会消失。
所以日本人总是爱谈沉没而不愿谈崛起。总是爱谈危机而不愿谈盛世。总是爱谈“还不行”而不愿谈“厉害了”。昭和泡沫。平成萧条。就连“失去的20年”也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口号。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日本人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自我警戒和自我保护意识。并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要防患于未然。如在近似零利率的情况下，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仍然居高不下。这除了将其理解为忧患意识的作用外，恐怕找不到其它更好的解释。
这种忧患意识表现在诺奖上，就是一方面他们已经是诺奖的大客户，另一方面他们依旧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些科研成果都是30年前经济高度成长时期的产物，接下来的日本社会就有可能进入“诺奖荒”。这正如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大隅良也不无忧患，说日本人今后可能不会再有诺奖获得者了。他为此抨击政府过度压缩科研经费，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的大学全部走进了效率（实用）优先的死胡同。
具体而言，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今后是否能量产诺奖问题上，存在五大忧患。
第一，对博士数量减少的忧患。
2019年8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开了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在研发经费投入较多的7个国家中，仅日本单位人口的博士学位取得者数量呈减少趋势。日本每100万人口的博士学位取得者，在2016年度为118人。数量最多的是英国的360人和德国的356人。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韩国、美国和英国均实现了大幅增加。美国和韩国在2000年度的数字与日本基本相同，但最近则增加到了日本的一倍以上。此外，报告还公布了硕士学位取得者的数据。日本每100万人口的硕士人数在2016年度为569人。远低于英国的3694人、美国的2486人和德国的2465人。在任何一个国家，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研发人才基础的重要存在。为此，日本有识之士提出，刻不容缓地培养和确保博士生数量，才是今后量产诺奖的重要前提。
第二，对论文数量减少的忧患。
2020年，日本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公布了《科学技术指标2020》。就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全球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数量年均为155万篇。其中，中国约305900篇，占19.9％。美国约281500篇，占18.3％。德国约67000篇，占4.4％，位居第三。日本约64900篇，占4.2％。位居第四。这是自1981年开始统计分析以来，中国首次登上榜首并超越美国。而在被其他论文大量引用的“高关注度论文”的数量显示上，美国依然高居榜首，占24.7％。第二位是中国，占22.0％。日本为2.5％，位居第九。与20年前（6.1％，第四位）和10年前（4.5％，第五位）相比，下降趋势明显。这表明，无论是在论文数量排名上还是在高关注度论文数量排名上，日本的两项指标均低于10年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出现减少。对此，有危机感的日本学者在各种研讨会上大声疾呼，认为日本论文能力的下降，就是日本科技实力的下降。而科技实力的下降，也就必然与诺奖无缘。有日本学者更为严峻的指出，日本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性过低，这导致了国际合著论文的数量减少。数量减少就意味着日本在全球从事研究的存在感降低，这对今后量产诺奖是相当不利的。
第三，对大学排名的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