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一名中国女性患者的女儿向大阪地方法院起诉国立心血管病中心（位于大阪府吹田市，日文名为国立循环器病研究中心，简称国循），要求免除该患者高达675万日元的医疗费。由于这起诉讼涉及“国籍歧视”，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患者名为张丽华（化名），62岁。2019年11月，张女士为探望长女，从中国来到日本，持短期签证入境。本来这是一次非常温馨的旅行，但由于新冠疫情突然来袭，变成了悲剧之旅。
疫情导致航班大面积取消，张女士无法按计划回国，被迫滞留日本。在日本政府的特别政策下，她获得了“特定活动”在留资格，得以继续留在日本。
2022年1月，张女士突发运动障碍，紧急送往国循治疗。这家位于大阪府吹田市的国立医院以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治疗闻名。经诊断，张女士被确诊患有脑肿瘤，并发现合并大肠癌。她在医院接受了一个多月的治疗，包括化疗和手术准备。
由于未加入日本国民健康保险（以下简称“国保”），她的治疗被归为“自由诊疗”，即不受保险约束、由医院自行定价的医疗服务。
出院后，张女士收到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账单：6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这笔费用是无保险日本人标准（225万日元）的三倍。医院解释称，针对外国籍无保险患者，采用三倍的收费标准。
张女士及其家人多次请求减免，但医院坚持“外国患者一律按300%收费”的政策，态度坚决。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疾病的折磨让张女士不堪重负，2023年2月，她带着未愈的病体返回中国，不久后不幸去世。
律师藤原航（左）和原告李梅（化名）
张女士的长女李梅（化名，40岁，日本籍），决定为公平而战。她支付了相当于日本人标准的225万日元后，拒绝支付剩余的450万日元，并于9月10日向大阪地院提起诉讼。法庭外，李梅对着媒体控诉：“母亲只是想来看看我，为什么要因为国籍不同承受三倍的费用？这不是歧视是什么？”
这场官司的焦点，落在了日本医疗体系的“自由诊疗”机制上。在日本，加入国保的患者享受高度补贴的医疗服务，诊疗报酬按1点10日元计算，患者实际负担仅为1-3成（1点1-3日元）。
在日本，医疗费用是通过诊疗报酬点数来计算的。每次医疗行为（如检查、手术、药物、住院等）都被分配一个固定的“点数”，这些点数由厚生劳动省制定的《诊疗报酬点数表》规定。例如，初诊大约对应70点，而手术根据难易对应数千点。
但无保险者则完全由医院定价，无保险的日本人通常按1点10日元收费，而外国患者常面临更高标准。据厚生劳动省统计，全国约14%的医疗机构对外国无保险患者加收费用，1点20-30日元的收费标准并不罕见，理由包括“通译成本”和“未支付风险”。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类似案例。
2023年，一名越南劳工因非工伤疾病被高额收费，经工会介入最终减免；2024年，一名中国患者拖欠500万日元医疗费后逃回国，引发媒体热议。这些案例让日本医院对外国患者的不信任加剧。
国循在回应中坚称：“我们的收费政策基于保险状态，而非国籍。周边医院普遍采用类似标准。”医院还提到，外国人患者医疗费未支付问题近年来频发，2024年日本全国医疗机构的未支付案件高达500起，同比增长20%。国循自身也曾多次遭遇未支付困境，因此制定了“外国人300%收费”的内部规则，以平衡运营风险。
医院负责人强调：“这不是歧视，而是为了确保医疗资源可持续。”
但原告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代理律师藤原航在记者会上直指：“国籍差异导致的收费差距，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的平等原则，也与日本宪法第14条的平等条款相悖。”他进一步指出，医院所谓“通译成本”和“未支付风险”缺乏数据支撑，3倍收费“明显过高且随意”。
藤原律师还指出，三倍收费是对中国公民的特别歧视。
藤原团队援引2018年一桩类似案例——一名泰国游客因急性心梗被医院按1点25日元收费，最终通过协商减免。
案件曝光后，引发了网络热议，大部分日本网民认为三倍收费合理，原告是无理取闹。
还有些日本网民对于原告非常不满，认为她出庭不该戴口罩。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高额收费可能导致外国患者不敢就医，增加公共卫生风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神马征峰评论道：“高收费可能让外国患者望而却步，尤其在传染病防控上，这对社会无益。日本需尽快建立外国人医疗保障机制。”
此案在日华人社区反应尤为强烈。多个华人团体联合发表声明，称“类似遭遇在外国患者中普遍存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问题。如同李梅在记者发布会所说：“我不想让母亲的遭遇重演，外国人在日本也应该享有公平的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