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历史又一次重演
世界正在见证1991年后形成的单极秩序走向终结。在乌克兰，西方集团遭遇了一场全面的战略失败，而击败它们的俄罗斯，正是它们过去三十年来一直讥讽为“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的那个国家。
战场上的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俄军在各大关键战线稳步推进；莫斯科的国防工业在152毫米和155毫米炮弹的产量上，已超越整个北约联盟，超出幅度高达3到10倍；乌军旅级部队不得不依靠五六十岁的征召兵员以及轻伤出院士兵，进行第三甚至第四次重组。
如今在华盛顿智库、伦敦和布鲁塞尔的走廊里，仍有人私下议论，认为再多一批ATACMS导弹、再多一中队F-16战机、或是动用已冻结的俄资产再提供十亿欧元，就能“扭转战局”——但这早已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是那群至今仍不敢说出“我们输了”的决策精英们最后的慰藉。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11月20日向泽连斯基总统提交了一份“28点和平方案”。该方案事先未与欧洲盟国协商，同时附有一项直截了当的最后通牒，限期在11月27日感恩节前答复，并悄然中断了情报支援与军火供应。这份文件无异于一纸声明：作为西方援乌联盟的领导者，美国已在兵力、资金、武器和政治时间上消耗殆尽。
当地时间11月23日，瑞士，美国、乌克兰以及欧洲国家的代表团举行会谈，讨论美方就结束俄乌冲突提出的“28点”新计划。东方IC
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意味着这场由西方主导的联合军事行动已进入最后阶段。整场战争的发展轨迹其实早有征兆：战前逐步融入北约指挥体系，依靠美国的情报和信息战实现战场控制，舆论从“俄军即将崩溃”转向“维持僵局局面”，如今又设计出一套退出机制，不惜以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为代价，来保全西方联盟的表面团结。
这与越南战争的“体面间隔”（Decent Interval，直译为“体面间隔”。该理论认为，1971年至1972年左右，尼克松政府放弃了保全南越的目标，转而寻求通过在撤军和南越崩溃之间维持一段“体面的间隔”或“适当的缓冲期”来挽回颜面。）和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如出一辙——并非真正的中立调解，而是一种风险转移：乌克兰承担战略失败的代价，布鲁塞尔和伦敦若愿意也可以背负责任与后续负担，而美国则能借此调整姿态，应对国内舆论。无论是泽连斯基对尊严的请求，还是欧盟的反对，此刻都已无关紧要。决策权仍在美国手中，而进程的快慢则由俄罗斯的反应决定。
用克里斯·马修斯《Hardball》中的视角来看，这一方案的推进方式堪称经典的政治柔道：美国的让步被说成是“有原则的妥协”；表面欢迎俄罗斯回归，却在具体操作上设阻，从而在不立即承诺的前提下，继续保持长期影响力。
和平方案的具体内容已有许多人逐条分析，在此不再重复。其主要内容包括：
事实上承认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各州全部归属俄罗斯（包括其中约35%目前仍由乌克兰控制的地区）；
仅在乌克兰一侧划设100至300公里的非军事区；
乌克兰永久并以法律形式放弃加入北约，且北约出具书面保证不再东扩；
乌克兰军队现役人数上限为15万，总兵力不超过60万，并不再拥有任何远程打击武器（如ATACMS、风暴阴影/SCALP导弹及同类国产系统）；
将被冻结的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转入美俄共同管理的“重建基金”，其中仅1000亿美元指定用于乌克兰，其余资金可用于双方合作项目；
在俄方履行协议的前提下，逐步解除西方制裁，最终恢复俄罗斯在七国集团（G7）的成员资格。
乌克兰的支持者们对此感到震惊与愤慨，纷纷拒绝接受这份方案，称其完全是一场投降。许多人将其比作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慕尼黑会面后提出的“我们时代的和平”——在他们眼中，这是最恰当的历史对照。
尽管这个类比本身存在不少问题，但此刻争论对错已无意义。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来说，此次撤退行动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避免其以另一个“西贡时刻”或“喀布尔时刻”被载入史册。历史上，那些标志性的直升机撤离画面，已从军事失败演变为国内政治清算的工具；他们必须全力防止这一熟悉的历史剧本再次重演。
当下，有必要再回顾《五角大楼文件》
这段历史与当前局势有着惊人的相似，所有记录都是公开可查的。《五角大楼文件》——这份由美国国防部在1969年整理完成、长达7000页的内部史料，后在1971年由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公之于众——详细记录了当时美国领导层面临的困境，与今天拜登-特朗普交接时期所面对的难题如出一辙。主要时间节点如下：
1964年11月至1965年2月期间，由威廉·邦迪主持的越南问题工作组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中明确指出，即使对北越进行全面轰炸，并派遣超过50万美军地面部队，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陷入长期僵持，最坏的情况则是南越在两年内崩溃。
1965年11月3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林登·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战争“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已经形成“军事和政治上的僵局”，而进一步升级只会增加最终撤兵的政治代价。这份备忘录成为后来理解美国决策的关键证据。
1966至1967年间，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内部文件将目标从“击败共产主义”调整为“避免美国遭受耻辱性失败”，并为南越争取“一段时间内自主生存的机会”。“体面间隔”这一说法最早在1966年的机密文件中出现。
1968年3月，春节攻势过后，新任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密件中向约翰逊表示，这场战争已无法取胜，剩下的目标只是寻找一种不至于动摇美国全球信誉的撤军方式。同月31日，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成为官方立场首次公开松动的迹象。
1969至1973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接手后延续了这一判断，推行所谓“越南化”政策，将战火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并在1972年圣诞节期间发动大规模轰炸——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争取一个“体面间隔”，确保西贡的陷落至少发生在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最好是在尼克松任期结束之后。
文件显示，美国高层最晚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就已经清楚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而1965年11月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是最明确的表态。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没有正式宣布从越南撤军：
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发表“沉默的大多数”演讲，提出“越南化”政策，表面上仍是增兵与逐步减员的结合；
真正的全面撤军始于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的签署；
最后一批美军战斗部队于1973年3月29日离开越南；
西贡最终在1975年4月30日陷落。
从1965年11月麦克纳马拉承认失败，到1973年1月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其间整整相隔七年，而这七年代价惨重：
5.5万名美军丧生，占整场战争美军死亡总数的95%；
约25万名南越军人阵亡；
约80万名北越军队和越共士兵死亡；
另有150万至200万名越南平民遇难。
这段拖延了七年的撤军，最终以超过260万人的生命画上句号。
在美国政府高层内部早已心知肚明战争已无胜算之后，这一切却依然持续着。他们行动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争取胜利，而是维护总统的政治声誉和美国表面上的国际威信。没有人愿意成为那个“丢了越南”的总统，1965年之后的战争，本质上已演变为一场为推迟国内政治清算而进行的拖延战。
1965年，美军用凝固汽油弹轰炸西贡南部一个越共游击队的建筑。
简单来说，美国高层在1965年就已清楚战争败局已定，但谁都不愿背上“失去越南”的历史责任。于是，这杯苦酒从约翰逊传到尼克松，再传到福特手中。为了国内政治生存和虚幻的大国体面，他们不惜让战争又拖了八年，赔上了数万美国士兵的生命，以及数百万越南人的伤亡，只为延缓那早已注定的结局。这正是《五角大楼文件》所揭示的核心道德问题：1965年之后的战争，重点已不再是争取胜利，而是如何掩饰失败。
如今在乌克兰战争中，我们看到了惊人而可悲的相似轨迹。公开场合中，说法始终是“俄罗斯正被削弱”、“乌克兰人在英勇抵抗”，似乎只需要更多时间和援助；随后，叙事中开始出现“僵局”一词；而近来愈发清楚的是，俄罗斯的消耗战能力和持续作战潜力已形成压倒性优势，再试图模糊这一事实，已经越来越难。美国作为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者，本是参战方，如今却试图通过施压乌克兰接受其“斡旋”的和平方案，为自己寻找退路。
遗憾的是，这其中的政治包装意味过于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