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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巴布韦广袤的稀树草原上，这些依靠土地为生的人们生活充满了挑战。他们不仅要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还要时刻警惕一群特殊的“邻居”——这些邻居可能是深夜里悄然踏平整片玉米地的大象，可能是趁人不备叼走羊羔的鬣狗，也可能是日复一日骚扰菜园的狒狒。这种人类与野生动物在同一片土地上争夺生存空间的场景，是“全球南方”许多国家日益严峻的现实。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农业用地的扩张，人类的家园与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冲突也随之加剧。在世界上最大的陆地跨界保护区——卡万戈-赞比西河跨界保护区（KaZa-TFCA）中，这片横跨五个国家的广阔区域，是非洲近一半大象（约227,900头）的家园，同时也养育着超过37万的居民。
在这里，人与动物的共存不是一个抽象的环保口号，而是每日上演的具体生活。大象可能会毁坏庄稼和财产，甚至威胁生命安全，这些冲突给本就脆弱的社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些野生邻居，以及他们的“容忍度”从何而来，便成为寻求和谐共存之路的关键。
当野生动物造成损失时，人们为何还会容忍它们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害怕法律制裁，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名为“野生动物耐受度模型（Wildlife Tolerance Model）”的分析工具。它就像一个心理账户，衡量我们愿意为与野生动物共存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账户里，不仅记录着作物损失、牲畜被捕食这类看得见的“有形成本”，也包含着恐惧、焦虑等摸不着的“无形成本”。当然，账户里还有“收益”，比如看到野生动物时的惊叹与喜悦，或是它们为生态系统带来的潜在价值，这些被称为“无形收益”。本文将基于在津巴布韦宾加区进行的两项深入研究，从两个独特的视角，来揭示这个心理账户的秘密。
图 1 野生动物耐受度模型（WTM）示意图 (Kansky et al., 2016, as cited in Usman et al., 2023)
PART.01
三种动物，三种态度
研究的具体地点，位于津巴布韦宾加区的Mucheni社区保护区，这里98%的居民是通加族原住民。他们世代以自给农业和畜牧业为生，生活并不富裕。调查显示，这里的人均月现金收入仅为9.0美元，远低于国际贫困线。在这样脆弱的经济背景下，任何由野生动物导致的损失都可能对一个家庭的生计造成沉重打击。现在，让我们走近这片土地上三种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看看当地人心中那杆复杂的情感天平是如何摇摆的。
首先是大象，一种让当地人“又爱又恨”的魅力巨兽。研究发现，与其他动物相比，与大象共存带来的“其他无形成本”（如个人恐惧、情感压力、生活不便等）明显更高。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地社区对大象却表现出相对最高的容忍度。数据显示，大象是唯一一种居民不希望其种群数量大幅减少的物种。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背后，并非源于任何直接的经济补偿——事实上，当地社区明确表示没有从大象身上获得任何有形收益 ——而是来自其强大的“无形价值”。部分受访者将看到这种巨型食草动物描述为一种“激动人心”的积极体验。作为生态旅游的“旗舰物种”，人们对大象的未来充满了经济期待。此外，津巴布韦历史上名为“CAMPFIRE”的社区资源管理项目，可能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对大象积极的印象，尽管该项目后期因种种问题而逐渐失去民心。这一切都说明，在决定是否容忍大象时，那些看不见的、关乎审美和未来希望的“无形收益”，其分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经济损失。
相比之下，狒狒的境遇则要悲惨得多，它们被普遍视为神憎鬼厌的农田惯犯。当地居民与狒狒的接触最为频繁，尤其是在雨季，它们对农作物的骚扰几乎是家常便饭。为了防范这些聪明的“害兽”，一户家庭在过去12个月里平均要花费243美元用于减灾措施，这笔钱甚至远超过了狒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55美元）。高昂的投入换来的却是收效甚微的挫败感，这让社区居民对狒狒的容忍度降至冰点。因此，他们强烈希望至少能在自己的社区范围内（ward）大幅削减狒狒的数量。在这种普遍的厌恶情绪下，狒狒作为高效种子传播者的重要生态价值被完全忽视了。一项研究发现，狒狒传播种子的效率几乎是山羊的五倍，对维持当地植被多样性至关重要。狒狒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一种动物带来的麻烦是高频率的、日常的且难以防范时，即便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是最高，社区的挫败感也会使其耐受度变得极低。
如果说对狒狒的厌恶主要源于挫败感，那么对鬣狗的极度不容忍则根植于更深层的文化恐惧。从经济账上看，鬣狗是最大的破坏者，在过去12个月里，它们造成的平均经济损失高达330美元。同时，与鬣狗相关的负面情绪，如恐惧和厌恶，也显著高于其他物种。因此，当地社区希望鬣狗的数量不仅在自己的村庄，甚至在整个地区乃至整个KaZa-TFCA层面都大幅减少。这种强烈的排斥情绪，不仅来自其对牲畜的威胁，更源于其在当地文化中扮演的“恶棍”角色。鬣狗其貌不扬，叫声怪异，且有食腐行为，这使得它在许多非洲的民间传说中都与巫术和邪恶紧密相连。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化烙印，使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作为“生态系统清道夫”的积极作用——通过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防止炭疽病、狂犬病等致命疾病的传播。
图 2 三种野生动物（大象、狒狒、鬣狗）在社区引发的冲突与态度对比 (Usman et al., 2023)
通过对这三种动物的对比分析，一个清晰的结论浮出水面：决定社区容忍度的最强因素，并非有形的经济成本，而是无形的收益。无论是对大象、狒狒还是鬣狗，路径模型分析都一致表明，“无形收益”对“耐受度”的正面影响最大，而“有形成本”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个发现颠覆了许多人“给钱就能解决冲突”的传统观念。它告诉我们，要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存，仅仅弥补经济损失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人们心中建立起对野生动物积极的情感连接、文化认同和生态价值认知。
PART.01
离大象远一点，就会更爱它一点？
图 3 研究区域示意图：社区与国家公园、森林的相对位置 (Usman et al., 2025)
理解了不同物种因其独特的“动物形象”而获得不同待遇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一个更具体、更客观的因素：地理空间。一个家庭的住址，他们离森林、保护区或水源地的远近，是否会系统性地改变他们与野生动物，尤其是与大象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对668个曾经历过人象冲突的家庭进行了深入调查，试图描绘出一幅关于“距离”如何塑造人象关系的详细地图。
研究首先证实了一个符合直觉的假设：离得越近，麻烦越多。数据显示，与森林的距离是影响人象互动频率的最强预测因子。那些家安在离森林步行距离30分钟以内的家庭，无论在干季、雨季还是热季，都报告了显著更高的大象出没频率。同样，居住在离保护区80分钟步行距离内的家庭，也面临着更高的冲突风险。这种高频率的接触直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有形成本”。例如，在收获季节，离森林更近的家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守护庄稼，防止大象的侵袭。频繁的相遇也带来了更沉重的“无形成本”，持续的恐惧和精神压力，让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既然距离越近成本越高，那么它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容忍度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影响非常显著。研究发现，社区的整体耐受度随着与森林、保护区和水源地这些冲突多发区的距离增加而显著提升。住在离森林最近的A组家庭，其耐受度指数显著低于住得更远的B、C、D三组家庭。这说明，物理上的距离确实能够转化为心理上的“安全距离”。但更有趣的是距离影响容忍度的内在机制。路径模型分析揭示，距离不仅通过减少“接触”来间接降低“有形成本”，它还对“无形收益”的感知产生了奇妙的调节作用。
这种调节作用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距离产生美”。当一个家庭远离冲突前线，他们不必每天为庄稼提心吊胆，与大象的每一次相遇就不再是威胁，而可能成为一种新奇的体验。他们更有可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大象的雄伟身姿、生态价值及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研究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距离的增加与对大象“无形收益”的感知呈正相关。换句话说，距离为人们感知大象的美好一面创造了必要的心理空间。这个发现有力地证明，空间位置在人与大象的关系中扮演着关键的调节角色，它不仅决定了冲突的强度，也塑造了人们的情感倾向。
这些基于空间维度的发现，为如何更有效地管理人象冲突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它告诉我们，笼统的、覆盖整个区域的保护政策可能效率不高，我们必须采取“空间知情”的差异化策略。管理者需要像绘制军事地图一样，精准地识别出那些紧邻森林和保护区的“高风险社区”，并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具体的措施可以包括与社区共同规划，设立物理或生态缓冲区；部署更有效的预警系统，如短信预警网络，或利用辣椒围栏、蜂箱围栏等低成本高效的威慑工具。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帮助这些高风险社区发展多样化的生计，如生态旅游或非木材林产品的可持续采集，以减少对极易受大象侵袭的农业的依赖，从而从根源上降低冲突的发生概率。
图 4 距离的影响：离森林和保护区越近，冲突越多，容忍度越低 (Usman et 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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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共存的未来之路
回顾津巴布韦这片土地上人与动物交织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朴素而深刻的结论。第一，决定我们能否容忍野生动物的，往往不是它们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而是我们能否从它们身上感受到情感、文化或生态上的价值，即那些看不见的“无形收益”。第二，物理上的距离可以转化为心理上的好感；离冲突远一些，人们就更容易放下戒备，欣赏动物作为自然一部分的美好。
这两个发现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通往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未来之路，这条路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需要努力提升社区对野生动物的无形价值认知。这需要通过更接地气的社区教育和公共宣传，让人们了解，即使是像鬣狗和狒狒这样“不受欢迎”的物种，也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得的角色。通过讲述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故事，我们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下一代，建立起与野生动物积极的情感连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为那些生活在冲突最前线的社区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降低他们与野生动物发生负面接触的频率和成本。这不仅是保护野生动物的需要，更是对这些为保护事业默默承担了最多成本的社区居民的一种公平与尊重。精准的、因地制宜的干预措施，是让他们感受到外界支持、维持其保护意愿的关键。
鬣狗。图源：Pixabay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要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共存，就必须确保当地社区能从野生动物保护中分享到实实在在的收益。目前在研究区域内，社区居民承担了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几乎全部成本，却未能从旅游等产业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这种权责利的严重不对等，是削弱他们保护意愿的根本原因。因此，建立诸如“社区保护区（Community Conservancies）”这样的机制，赋予社区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的话语权和收益权，显得尤为迫切。只有当保护野生动物从一种外部强加的负担，转变为改善自身福祉的机遇时，人们才会发自内心地从“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或许这才是通往真正和谐共存的唯一道路。
